缔造英伟达的三人组
当 LSI Logic 派黄仁勋去负责太阳微系统(Sun Microsystems)的客户业务时,他结识了两位非凡的工程师——柯蒂斯·普里姆和克里斯·马拉乔斯基。这两人互补的才华与好斗的工作风格,组成了日后定义黄仁勋职业生涯的三人组。他们一起设计出 Sun 革命性的 GX 图形引擎,甚至不惜违抗直接命令去推进图形开发,随后又凭借黄仁勋的声誉离职创办了自己的公司。本章认为,富有成效的冲突以及承受痛苦的能力,成为黄仁勋在英伟达的领导哲学的根本原则。
- 柯蒂斯·普里姆、克里斯·马拉乔斯基和黄仁勋组成了一个完美的三人组,融合了富有远见的图形专长、务实的工程能力,以及通往制造现实的桥梁。
- 他们激烈的争吵并非功能失调,而是孕育创新的熔炉,黄仁勋后来称之为「磨剑」。
- 团队不顾高管禁令,秘密开发了 Sun 的 GX 图形引擎,而这个隐秘的项目最终成为 Sun 的竞争优势。
- 红杉资本(Sequoia Capital)的唐·瓦伦丁(Don Valentine)尽管认为那次路演「糟糕透顶」,却仍决定投资这家新公司——他押注的是黄仁勋的声誉、职业操守和韧性,而非他的商业计划。
- 黄仁勋坚信「卓越就是承受痛苦的能力」,正是这种韧性带领英伟达熬过了早期数次濒临崩溃的危机。
当 LSI Logic 派黄仁勋去负责太阳微系统(Sun Microsystems)的客户业务时,他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正踏入历史。他刚从 AMD 出来,急于证明自己,但他遇到的那两位工程师——柯蒂斯·普里姆和克里斯·马拉乔斯基——与他以往共事过的任何人都不一样。
在俄亥俄州费尔维尤帕克(Fairview Park)的一所小高中里,少年柯蒂斯·普里姆在一台 Teletype Model 33 终端的荧光中找到了自己的热情——这台终端通过一条迟缓的电话线与远方的大型主机相连。他靠用 BASIC 编写游戏自学编程。他的杰作是一个基于文本的台球模拟程序:玩家输入角度和速度,主机便会计算碰撞以及球的新位置。这个程序庞大到它的打孔纸带卷直径接近九英寸,每打印一个新版本都要花将近一个小时。当他把它送去参加当地的科学展时,赢得了一等奖。他第一次接触图形实验——对数学老师的一张数字化照片进行缩放和旋转——则为日后开创性的计算机图形工作埋下了种子。
克里斯·马拉乔斯基的转折点同样独特。当他在物理课的电学部分轻松拿到高分时,他几乎没有多想。直到他在 MCAT 考试(医学院入学考试)午休时躺在一张野餐桌上,眯眼望着佛罗里达明亮的太阳,疑虑才悄然爬上心头——他开始思考当医生的现实:无尽的待命时间、睡眠不足、对药品细枝末节的死记硬背。一个简单的问题在他脑中成形:我真的想知道药瓶上那些名字都是什么意思吗?答案出奇地清晰。不想。我喜欢这些工程方面的东西。我更愿意当一名工程师。
考完试后,他只在 7-Eleven 停下买了一箱啤酒,便匆匆赶回家,给父母打电话报告他自以为会令人失望的消息。「妈,爸,我有好消息也有坏消息,」他紧张地对他们说。「好消息是这次考试没那么难。坏消息是我不想再当医生了。」他做好了迎接父母失望的准备,却没想到从母亲的声音里听到的是宽慰。「太好了,」她说。「你从来都不看说明书。我们本来就觉得你当不了好医生。我们一直以为你是为了你爸才去考的。」在父母意外的祝福下,马拉乔斯基转而攻读电气工程。
一次原本只是练习用的面试,永远地改变了克里斯·马拉乔斯基的人生。尽管毫无图形方面的经验,他的好奇心却促使他去太阳微系统与柯蒂斯·普里姆见面。两人互补的技能立即擦出了火花:柯蒂斯精通图形理论,而克里斯擅长实际实现。柯蒂斯设计了一款雄心勃勃的图形加速器,配备两颗专用 ASIC,能够承担 80% 的计算工作量,从而解放 CPU;但要把这个理论上的奇迹变为现实,所需的专业能力已超出了 Sun 自身的范畴。
于是 LSI Logic 登场了——这家公司是定制 ASIC 制造领域的领头羊。凭借其新的门海(sea-of-gates)架构,LSI 能够在单颗芯片上集成超过一万个门阵列,尽管柯蒂斯的设计连这些极限都会突破。LSI 看到了 Sun 这桩业务的巨大潜力,便派出他们冉冉升起的明星黄仁勋去打理这段关系。这就组成了完美的三人组:柯蒂斯提供富有远见的图形专长,克里斯带来务实的工程经验,而黄仁勋则在雄心勃勃的设计与制造现实之间架起桥梁。他们各自的才华——想象力、务实精神和技术上的解决问题能力——结合在一起,将被证明是无往不胜的组合,为一场计算机图形革命揭开了序幕。
所以柯蒂斯是那个有远见的人,是设计出这款庞然大物般加速器的图形天才——它配备两颗专用 ASIC:帧缓冲控制器和变换引擎。他的设计极具野心,把 80% 的计算工作量从 CPU 转移到专用图形芯片上。纸面上令人惊叹,但它造得出来吗?这正是克里斯发挥作用的地方,他是务实的问题解决者。当柯蒂斯沉浸在像素和处理器的梦想中时,克里斯则与实现的难题搏斗。他需要 LSI 尖端的门海技术,才能在单颗芯片上集成超过一万个门阵列。而黄仁勋的工作是:在柯蒂斯雄心勃勃的设计、克里斯务实的工程,以及 LSI 的制造能力之间架起桥梁。
在帮助他们驾驭定制芯片制造的种种复杂问题时,黄仁勋发现自己也被卷入了他们的愿景。他们不只是在造图形卡,而是在重新构想计算本身。克里斯·马拉乔斯基和柯蒂斯·普里姆怀有共同的愿景:他们对计算的未来有一个想法,那就是把图形芯片的威力用于远不止电子游戏的用途。这是一个此前从未真正实现过的想法,而且充满风险。但风险吓不倒黄仁勋。重要的是挑战,而且他隐约知道,这段合作关系将通向某种非凡的成就。
天才的碰撞。「不,那行不通!」柯蒂斯·普里姆的吼声在太阳微系统的办公室里回荡,他一掌拍在桌子上。坐在他对面的克里斯·马拉乔斯基满脸涨红,自己的火气也在往上冒。「你只要听我说一分钟,」克里斯回敬道,「你就会明白为什么我们得这么做。」这种相互吼叫的场面是三人组的家常便饭。柯蒂斯是图形天才,他的思维以令人眩晕的速度从问题跳到解决方案,却很难把脑海中正在成形的复杂架构清晰地表达出来。克里斯则是务实的工程师,他努力从中提取出真正把东西造出来所需的关键技术规格。
「我们没法在芯片上塞下那么多门!这在物理上不可能!」克里斯吼道,双手一摊。「那就想办法让它变得可能!」柯蒂斯怒喝一声,随即冲出房间,留下一片愕然的寂静。团队里另外两名硬件工程师汤姆·韦伯(Tom Webber)和维特斯·梁(Vitus Leung)忧心忡忡地交换了眼神。终于有人问出了大家心里都在想的问题:完了吗?这个团队散伙了吗?克里斯深吸一口气,笑了。「我们没事,」他平静地说,仿佛什么不寻常的事都没发生过。「他刚刚把我需要知道的东西完完整整地告诉我了。」
「柯蒂斯太聪明了。他思考得太快了,」马拉乔斯基后来解释道。「他从一个想法出发,直接跳到一个解决方案,中间没有任何可循的面包屑。我真心觉得我最大的贡献,是帮他把想法表达给别人,让别人能够理解并支持。事实证明,我的沟通能力和我的工程能力同样重要。」黄仁勋很快意识到,他们这种爱争论的过程,实际上是孕育创新的熔炉。这些人正在突破前人不敢触碰的边界,开发一款将彻底变革计算的图形加速器。
「我们把 LSI Logic 标准工具库里的每一件工具都用崩溃了,」马拉乔斯基回忆道。他们所需的规格——一个拥有 43,000 个门和 170,000 个晶体管的帧缓冲控制器,以及一个需要 25,000 个门和 212,000 个晶体管的变换引擎——是前所未有的。能力稍逊的工程师也许会望而却步,但黄仁勋却拥抱了这一挑战。「黄仁勋足够聪明、足够老练,能够说:『听着,这些问题我会在后端帮你们解决,你们可以不管它们。但这些问题你们最好自己解决,因为我不确定我能不能搞定那些。』」
到 1989 年,三人完成了许多人认为不可能完成的事,敲定了 Sun 革命性的 GX 图形引擎的规格。他们的成果能够独立承担多达 80% 的计算工作量,让 CPU 腾出手来处理其他任务——这一突破将同时改变工作站的性能以及图形处理的未来。更了不起的是,他们是在秘密状态下、违抗直接命令的情况下完成这一切的。早些时候,Sun 的高管伯尼·拉克鲁特(Bernie Lacroute)曾明确禁止把资源投入图形开发。当他后来问韦恩·罗辛(Wayne Rosing)是否执行了这道命令时,罗辛如实回答:「没有。」出乎所有人意料,拉克鲁特只回了一个词:「很好。」这位高管认识到了三人组本能就明白的道理——图形将成为计算未来的关键。一个起初藏在小隔间里的隐秘图形项目,最终成为了 Sun 在工作站市场上的竞争优势。
黄仁勋并不把那些激烈的争吵看作功能失调,而是视其为他们成功的关键。他把它们称为「磨剑」的范例:正如一把剑只有在迎着磨石的阻力时才会变得更锋利,最好的想法似乎总是从激烈的辩论和争吵中诞生,哪怕这种你来我往会让人不舒服。在那些紧张、有时令人难堪的对峙中,黄仁勋亲眼见证了截然不同的观点在被有力地捍卫时,是如何能够产出非凡成果的。在这些火药味十足的争斗中,他看到的更多是希望而非危险——这种拥抱建设性冲突的理念,最终将定义他在英伟达的领导风格,而英伟达正是这三人日后共同创办的公司。在外人看来如同混乱的场面,实则是天才运转时必要的摩擦,是即将点燃图形革命的火花。
承受痛苦的能力。当柯蒂斯和克里斯决定离开太阳微系统去创办自己的公司时,他们最初是来向黄仁勋请教创业建议的。但随着合作的深入,一个想法逐渐清晰:既然他们能自己造点东西出来,为什么还要替别人打工?黄仁勋看准了眼前的机会,毫不犹豫。但创办公司光有想法还不够,它需要资金——而这正是黄仁勋的声誉发挥关键作用的地方。
当他去找 LSI Logic 的首席执行官威尔弗雷德·科里根(Wilfred Corrigan)告知自己将离职时,科里根的第一反应不是劝阻他,而是问道:「我能投资吗?」随后科里根把黄仁勋引荐给了红杉资本背后那位传奇风险投资人唐·瓦伦丁。用黄仁勋自己的话说,他向瓦伦丁所做的路演糟糕透顶。他没能清楚地说明自己要造什么、给谁用、为什么会成功。然而,会议结束时,瓦伦丁还是决定投资了。为什么?因为黄仁勋的声誉。他的职业操守、他的聪慧,以及他承受艰难的能力,比他的言辞更有说服力。正如黄仁勋本人后来反思的那样:「我们靠的是声誉的力量取得成功,而不是商业计划。」
黄仁勋的崛起并不平坦。英伟达早期的日子充满了失败、挫折,以及公司几近崩溃的时刻。但他早已在自己内心锻造出了承受痛苦的耐力。他在奥奈达(Oneida)学会了如何挨打之后再更坚强地站起来。他在斯坦福学会了如何在多年看不到即时成果的情况下持续努力。他在 AMD 和 LSI Logic 学会了无论多么艰难都要不断向前推进。这种韧性成为他领导力的根基。他要求团队也具备同样程度的耐力,因为他坚信卓越就是承受痛苦的能力。
当黄仁勋回望自己的历程时,他并不回避那些艰难。相反,他拥抱它们,认识到每一次磨难都为他往后的路做了准备。随着英伟达开始腾飞,那些早年的教训——在一所教养学校宿舍里形成的,在斯坦福深夜里淬炼的,在行业里熬过的艰苦岁月——成为了指引这家公司走向未来的根本原则。黄仁勋打造的不只是一家公司,更是一份遗产——它诞生于挣扎,由纪律塑造,并由一种不可摧折的成功意志所定义。
然而,随着黄仁勋的事业不断推进、他在英伟达的责任日益加重,他们的婚姻最终走到了尽头。尽管分开的细节始终未曾公开,但这标志着他个人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篇章。尽管发生了这些变化,黄仁勋和洛瑞各自继续走自己的路,而他们共同留下的印记,依然清晰地体现在他们共同的过往以及子女在家族事业中所扮演的角色之中。他们的故事,是一段建立在信任、尊重和共同抱负之上的伙伴关系。洛瑞在黄仁勋生命中的存在,是他成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证明了个人的支持与事业的进取可以并行不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