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泰国，以及肯塔基州的一所寄宿学校

黄仁勋曾回忆，小时候他很羡慕父亲的一块漂亮手表。那表并不算特别贵，但有着金属光泽和顺滑的滴答声，令他着迷。有一天他问父亲能不能把表给他。父亲笑着说：“努力工作，你想要什么都能买得到。”这只是简单的一句话，却塑造了黄仁勋此后一生的处世哲学。

黄仁勋1963年出生于台湾台南，在一个清贫却充满求知欲的家庭中长大。他的父母都是教育工作者，注重坚韧不拔与知识的价值。当时的台湾正经历快速的工业化，但对大多数家庭而言，生活仍以拮据的收入和勤劳的作风为底色。他的父母不辞辛劳地养家糊口，在黄仁勋心中植入了纪律感与上进心。

在台湾，黄仁勋一家住在一间小公寓里，空间有限，想象力却无穷。他最早的记忆之一，是看着母亲仔细地核算家庭开支，把数字一笔笔记在本子上。“她精打细算的本事，你简直难以置信，”他后来说。正是在那个逼仄的家里，他第一次懂得了珍视效率——这一点日后转化为他对优化技术的痴迷。

孩提时代，他就早早表现出对万物运作原理的兴趣。他会花上几个小时拆解收音机，对里面精密的零部件着迷不已。他的好奇心得到了父母的鼓励，他们看出了这个爱刨根问底的孩子身上的潜力。尽管家境拮据，他们仍把教育放在首位，确保孩子们能接触到书籍和学习资料。

黄仁勋有个移居美国的叔叔，曾从美国寄来一个包裹。里面有几块糖果和一个小计算器——一种黄仁勋从未见过的设备。按一下按钮，计算器就能完成复杂的运算，这让他着了迷。“我记得当时心想：‘这玩意儿简直是魔法。’”他说。那是他第一次意识到技术可以拥有强大的力量，也由此点燃了一份日后定义他职业生涯的深切好奇。

黄仁勋四岁那年，父亲离开台湾前往纽约市，决心为家人的未来打下根基。然而，黄仁勋和哥哥并没有立刻被带在身边。相反，他们的童年早期都在台湾度过，随着父亲辗转谋职、寻求安稳而不断搬迁。他们的母亲意识到孩子们总有一天需要适应一个讲英语的世界，于是采用了一种别出心裁的方式来为他们做准备。她每天从字典里挑出十个单词，让他们背下来。

这项每日练习不只是为了学英语，更是为了磨练纪律与坚持。尽管当时的黄仁勋还无从知晓，但这正是一种将定义他整个人生的心态的开端：忍受不适、并将其转化为成长的能力。

五岁离家。黄仁勋的父母希望孩子们有更好的未来，于是在他年仅五岁时，决定把黄仁勋和哥哥送到泰国的亲戚家生活。这是一个无比艰难的决定，但他们相信这是最好的出路。1968年，年仅五岁的黄仁勋和哥哥在没有父母陪伴的情况下登上了飞往泰国的飞机。这段经历令人惊惶：两个年幼的男孩独自身处异国他乡，要去适应陌生的语言和文化。“有很多个夜晚我都是哭着睡着的，”他后来坦言。但即便在那个年纪，他也懂得父母为何把他送走。

在泰国，黄仁勋寄住在亲戚家，就读于当地一所学校。然而，当地的政治动荡和日益紧张的局势让他这段日子过得颇为艰难。尽管困难重重，这段经历却迫使他在很小的年纪就学会了独立。他学会了迅速适应——这项技能日后帮助他在瞬息万变的科技与商业世界中游刃有余。

在泰国上学的第一天就是一场震撼。黄仁勋被送进一个小镇上的寄宿学校，对当地的语言和文化一无所知。他很快意识到，那里靠严厉的体罚来维持纪律。有一次，因为没能完成一项数学作业，他被叫到校长办公室，挨了一顿木棍——这在当时许多亚洲学校里是常见的做法。“我很快就明白，我必须活下去，”他后来回忆道。

他没有让这段经历击垮自己。相反，他在数字中找到了慰藉。在一切都显得不确定的世界里，数学成了他理解世界的方式。正是在泰国，他第一次锻造出日后定义其领导力的心理韧性。

他和亲戚同住的那间小公寓，有一扇开裂的窗户，正对着一条繁忙的街道。每天傍晚，黄仁勋都会坐在窗边，看着行人来来往往，想象着各种各样的未来。他常常想念父母，不知道他们是否也像他想念他们那样想念着自己。但有一样东西支撑着他继续走下去：去美国的梦想。他的叔叔已经搬去了那里，在信中描绘出一个一切皆有可能的世界。“我不知道未来会怎样，但我知道我想成为那个世界的一份子，”黄仁勋后来说。

他的父母终于争取到了一个机会：黄仁勋和哥哥将赴美国与叔叔团聚。这是一个改变人生的决定，它将把他引上一条通往创新、计算机、并最终通往英伟达的道路。

一趟驶向未知的巴士。前往美国的旅程从一段穿越泰国的漫长巴士车程开始，随后是多次转机。此时九岁的黄仁勋仍未完全理解这场变迁的分量。但当他望向舷窗外、看着城市的灯火在身下渐渐隐没时，他心中涌起一种既兴奋又恐惧的奇异交织。当他在美国落地时，他本以为会看到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和铺满黄金机遇的街道。然而，他却发现自己身处肯塔基州的乡下——一个与他想象中那些喧嚣都市相去甚远的地方。

美国小镇的现实令人错愕。他和哥哥与叔叔住在一栋朴素的房子里，适应当地文化绝非易事。他几乎不会说英语，学校再一次成了一场求生之战。但黄仁勋在泰国学到了一样东西：适应是关键。如果他能熬过泰国的寄宿学校，他就能应付任何事。

黄仁勋在美国的最初几年充满了挑战与小小的胜利。他刻苦努力，掌握了英语，同时在数学和科学上出类拔萃。他从过往的经历中懂得，努力工作是生存的关键。从许多方面来说，移民美国就像给他的人生重启了一次。他不再只是一个来自台湾的孩子；他是一个经历过泰国的严苛管教、肯塔基的孤立无依以及变迁之不确定的人。

黄仁勋此前从未见过雪。在台湾和泰国，冬天都很温和，但在肯塔基却截然不同。一天早晨他醒来，发现窗外的世界已是一片洁白，地面覆盖着厚厚一层雪。他兴奋地穿着单薄的外套冲了出去，几秒钟后才意识到外面冷得有多刺骨。叔叔笑了笑，递给他一件二手冬衣。“欢迎来到美国，”叔叔说。

黄仁勋在肯塔基州偏僻的奥奈达 (Oneida) 度过的第一个冬天，不只是适应寒冷的过程，更是适应一个全新世界的过程。与台湾的熙攘街道或泰国的严苛学校不同，奥奈达安静、偏远而孤立。对一个几乎不会说英语的男孩来说，这里的生活既是一场挑战，也是他人生中一段意义非凡的时期。

陌生的新学校。这所学校和他以前上过的都不一样。黄仁勋被送进的奥奈达浸信会学院 (Oneida Baptist Institute) 是一所纪律严明的基督教寄宿学校。他被送到这里，并不是因为他是个惹是生非的孩子，而是因为这是一个能让移民子弟在远离家乡的情况下接受教育的地方。没过多久他就意识到，这绝非一所寻常的学校。他的一些同学之所以在这里，是因为有行为问题，另一些则是因为父母无力抚养。而黄仁勋来到这里，仅仅是为了活下去。

黄仁勋比那里大多数学生都更瘦小、更年幼，他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身体上和心理上都极具挑战的环境中。他的室友比他大八岁，浑身布满纹身和伤疤，与这个刚从台湾来的孩子形成了鲜明对比。最初几个月里，他经常挨打，这是新生活给他的一记严酷的下马威。但黄仁勋没有被击垮。相反，他适应了。他站稳了脚跟，赢得了尊重，并学到了重要的一课：坚韧。

多年以后，回顾在奥奈达的那段日子，他会说：“我很少害怕。我不担心去那些我没去过的地方。我能忍受很多不适。”这不仅是对他童年的写照，更是对他将成为何种领导者的预告。

每天的作息严苛无比：清晨干杂活，白天上课，夜里则是严格的纪律管束。“没有出路，”他后来说。“你要么守规矩，要么承担后果。”学校的规矩之一是每个学生都必须劳动。黄仁勋的第一份活儿是擦地板、清洗厕所。

起初他厌恶这件事，但随后他意识到了一点：如果你又快又有效率，就能提早干完活，腾出额外的时间来学习或休息。于是他把一切都加以优化，从握拖把的姿势到完成任务的速度。“我把它变成了一场游戏，”他后来笑着说。“我能多快擦完一个房间，又不漏掉任何一个角落？”回头看，他认识到这段经历塑造了他对效率与优化的痴迷——这种心态日后影响了他打造英伟达开创性技术的方式。

几个“第一次”。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黄仁勋都独来独往。他几乎不会说英语，而在一所许多孩子都来自艰难背景的学校里，保持低调往往是最安全的选择。然而有一天，在数学课上，老师提出了一个没人能回答的问题。一向擅长数学的黄仁勋犹豫了一下，随后悄悄举起了手。“是144，”他说。老师点了点头。“答对了。”

这只是一个小小的瞬间，但对黄仁勋而言，那是他第一次感到自己有了归属。他意识到，即便在语言上举步维艰，他也拥有一项长处：当言语行不通时，数字依然讲得通。这份对数学的安静自信，日后将引领他去攻读工程，最终把他送上了通往斯坦福和英伟达的道路。

有那么一刻，黄仁勋永远难以忘怀——他独自坐在狭小的宿舍里，望着天花板，思忖人生是否就只有这些了。他知道自己身处一所满是问题少年的学校，远离父母，前途未卜。但他没有自怨自艾，而是做出了一个决定：“我要让自己有所成就。”这个决定成了指引他的力量。他更刻苦地学习，更迅速地做事，并适应了他的新世界。当他最终离开奥奈达浸信会学院时，他带走的不只是回忆，还有那将定义他未来的坚韧、纪律与决心。

黄仁勋还是个少年时，第一次亲手触碰到真正的计算机。那台机器并不属于他，而是属于当地一所大学的实验室，那里允许学生前来参观。当他看到屏幕亮起的那一刻，他的世界被改变了。这台计算机又慢又笨重，哪怕只是让它做一件简单的事，也得敲入一长串命令，但在黄仁勋眼里，它是他见过的最强大的机器。他花了好几个小时去钻研它，向实验室的技术员请教问题，自学编程的基础。这感觉就像一门新的语言，一门他迫切想要掌握的语言。后来他会把这一刻描述为自己真正的转折点——就在那一瞬间，他意识到计算机绝不仅仅是工具。